深圳晚报记者陈黎第六届《小说选刊》年度大奖日前揭晓，深圳著名作家邓一光的短篇小说《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位居短篇榜首。1996年，他就以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获得首届《小说选刊》奖，并于当年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联系到邓一光的时候，他正在北京，刚领完奖，用一只别人给的破袋子拎着奖牌，百无聊赖地想从一堆同道中溜掉。虽然拿过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国家级文学大奖，这次获奖却仍让他吃了一惊：“这回的故事写得狠了点，我完全没想到它会获奖。”这篇小说写的是兄弟俩的故事。哥哥在一家夜总会当保安，一次次义务献血，一分分攒着入户深圳的积分；弟弟在一家跨国电子公司做蓝领，睥睨着可能升迁的每一次机会。两个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从未见过面，时隔9年后，兄弟俩终于在一个充满咸腥味的夜里见面了，理由只有一个：谁回到家乡去，帮助母亲了断自己。1“她肢离破碎，隔着整个家乡默默地看着我……”小说中，兄弟俩在山外文明的诱惑下同时离开了家乡的山村。父亲病逝后，母亲随弟弟来到深圳，她无法接受城市生活，害怕煤气、迷宫一样的街道、箱子一般难分彼此的楼房，她发现自己成了儿子可悲的拖累和不幸。找不到生存意义的母亲决定“自行了断”——她希望儿子能回家乡为她收尸，将她与他们的父亲葬在一起。“家乡是生命孕育成长的地方，家族生活和延续的地方，它给予人们几乎所有的启蒙教育，让人们留下终身难以摆脱、宿命般注定要传承下去的文化胎记，母亲是人们对家乡认知的指代。”邓一光说，“母亲遭遇了乡村空心化的时代洪流，被她决绝的孩子们抛在身后，离孩子们努力想要融入的生活越来越远，家乡已经空无一物，她只能自行了断。”哥哥因为失去了读书机会认定被父母抛弃了，弟弟决绝地要追寻渺茫的升迁机会，而那个在家乡等待兄弟俩为自己收尸的母亲，最后能等到回家的儿子吗？对小说悬而未决的结局，邓一光说他也想知道，这是每个生活在转型时代的人们同样的困惑。他认为，当一篇小说活过来以后，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但他同时认为，“城市化让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大多数人永远都回不去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除非人们真的变得习惯和麻木了，家乡会是人们心口永远的疼痛。但这篇小说的目的不在对家乡的怀念，它写了两个家乡，不是乡村和城市，而是现实和心灵。人们会在城市里建立新的家乡，在最初的绾草而居后，一代又一代开疆辟土，他们会纠结在异文化的排斥的伤感与痛苦中，不知多少人，甚至若干代将注定走失掉。” 在小说的最后一段，邓一光写道：“她（指母亲）肢离破碎，隔着整个家乡默默地看着我……”仿佛谶语一般地预示着兄弟俩再也回不去那个被他们叫作家乡的地方，那个地方被我们叫做“母亲”。“兄弟俩和家乡的钮带已经断裂，他俩都在拼尽全力，用自己的方式顽强地在城市中生活下来。去看看族谱，你会发现我们的祖辈有过同样的经历，每隔几十代、十几代甚至几代就会完成一次迁徙，在另一个地方建立新的家乡和家乡文明。很多年之后，城市会成为这篇小说中兄弟俩后代们的家乡。”“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痛苦而充满生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割舍掉、丢失掉父亲母亲和根一样的家乡，但别忘了，我们自己也是祖先，不但承袭基因，也传承命运。”2“小说家创造不出GDP，但他能让你看到这个时代的生活史和精神史”从《宝贝，去北大》到《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再到这篇小说，邓一光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在板滞的底层向着一线光亮挣扎前行的外省人。当很多人在写深圳的光怪陆离或者创业传奇时，是什么让邓一光一来到这个城市，就将关注的目光深深地投向这个群体呢？“中国文学在近代遭遇了阻滞，一直停留在启蒙文学阶段，有太多俄狄浦斯情结，人们喜欢给文学打上社会存在的标签，比如‘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把文学归结为对社会问题的表达和社会阶层的代言，这是对文学的绑架。”他说，“作为社会人，我的表达会涉及社会问题，但我不会成为代言者。”他说：“我的小说里没有底层或者上层，有的只是生活，以及生活在‘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人。我关心的是人怎么了，人心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内心世界促使人物成为‘这一个’。”“小说家制造不出苹果手机，增加不了港口吞吐量，研究不了基因图谱，创造不出GDP。他们观察和观照一个时代在发展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的内心发生了什么改变，时代转型律动在众多的个体生命身上建立了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由此塑造出整个人类的生活史和精神史。”3“我有车，但最常用的还是一张地铁卡”尽管之前被一些媒体记者不断曲解过，但是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邓一光一次也没有因此显得不耐烦；相反，他耐心地表达自己，直到确信你已经理解。这种时候，他不再是那个犀利又有些高冷的著名作家，而是一个热心的谈话对象。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一直给人一种外冷内热的感觉，就好象当初他刚来到深圳的时候，一大堆惊喜交加的媒体追在后面，一厢情愿地称他是“深圳作家”，他却毫不领情地冷冷回应说：“深圳为什么不能自信一点……”可是转过身，他却以无比的真诚和热忱，默默走进深圳的生活深处，去观察每一个他能看到的深圳人。而此后他的20多部中短篇小说，也全都在写深圳，写深圳人，写出深圳的心跳和骨血，并且在来到深圳短短6年时间里，凭借创作成就连续撷取了“人民文学年度小说奖”、“中国作家年度小说奖”、“首届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首届柔石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年度小说奖”、“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等国内重要的文学奖项。“我有车，但很少开，最常用的是地铁卡。”眼睛有重疾、腿也曾经断过两次的邓一光，出行时常常选择挤在地铁这种最不适合他的交通工具里，他说这是他活在这座城市最真实的方式之一。“地铁是个陌生而充满生机的世界，有最新鲜的城市细节。”他喜欢这种感觉——被裹挟在各色人等汇集成的拥挤的洪流中，看各种一闪而过的“风景”，感知这个城市细小的辛酸和温情。在被人撞得站不稳的同时，揣度身边人的身份、经历和心境——有时候是在潮水般的拥挤中，一个柔弱的女人努力保持着同一姿势将孩子牢牢护在怀中；有时候是一对疲惫的年轻情侣，女孩将头靠在男孩的肩头闭眼打盹，男孩则绷起瘦弱的身体，以所有的力量对抗人群的挤压，给女孩一个短暂的港湾。邓一光喜欢用充满活力的词汇描绘这座让不少人又爱又恨的城市，比如“新鲜”、“必然的外向型”、“蓬勃的新型文化”、“全新的新市民文化”等等，这些字眼大多正面，带着明显的欣赏意味。他尤其喜欢不甘平庸、充满创新精神的年轻创客。在他眼中，他们奇思妙想、才华横溢，他们将改变这座城市。邓一光的《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是一篇让人心碎的小说。小说讲述的是母子三人的生活境遇和情感关系，内容涉及故乡、亲情、打工等方面，三者既分裂、异变，又交融、统一，深刻反思了家乡、异乡和亲情的关系，呼唤人性温暖的复苏。中国作家书写中国底层的文学已发展了十多年，但是，如何处理和书写底层生活仍然没有终结。在《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中，邓一光用他的方式做了新的探索;或者说，是一种更为辽远的体悟：那深重的苦难也许不在生存环境中，而是在家乡——母亲心中没有光的深处。